当企业愈来愈重视CSR时,另一股趋势USR也逐渐升温。透过USR,大学可运用本身学术能量,借由与地方互动,提前培育未来需要的人才,也借此找出学校新定位,塑造品牌形象。
在传统思惟中,检验一所好大学,多半是以学生在毕业后,能否录取知名企业、赚到漂亮高薪、夺得响亮头衔……也就是能否帮学生镀金?作为鉴别标准。但这样的“普世价值”,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下,却狠狠被打脸。
一场瘟疫打破了各行各业自工业革命以来习惯运行的旧模式,一时间,企业的核心价值,面临颠覆与解构。而身为产业前哨站的大学,自然也逃不了价值体系的重组。
曾经,餐旅业学生的最高梦想,是高薪的空服员,如今全球航空业急冻,让他们只能赋闲在家;外商分析师原是财经系精英首选,而目前全球金融市场重创,让他们的专业暂时派不上用场;向来是理工科学生最佳出路的科技工程师,却在全球百业大断链下,成为无薪假员工的代名词。
相反的,原本被视为冷门科系的公卫系,今年申请入学的学生骤然暴增千人;沉寂多年的生医科系,成为大众期盼疫苗开发的希望所在;过去不曾是社会主流的“黑手”,却在口罩国家队为全民防疫建功后,被视为守护台湾最强的力量。
当如同新冠肺炎等破坏常规的“黑天鹅”,愈来愈成为世界的常态,大学到底要培育出什么样的人才,又该扮演什么角色?
看见社会问题,思考学校走向对此,中研院院士、前交通大学校长张懋中强调,当全球经济与产业面对一波波的变动,若众人对于大学,还维持浅碟、跑短线的旧思惟,而不知永续经营,非但未来的教育出来的大学生,找不到新机会,大学也很可能被高频率的巨变给冲刷掉。
对此,他斩钉截铁地说:“新世代的人才,要能够发明未来(invent the future),而要前瞻未来,不二法门就是走出象牙塔,看见社会目前的问题,从中思考学校的走向。”
而张懋中的观念,并不曲高和寡。
举例来说,以往,全球各机构对大学的评鉴,从过去注重学术表现、科研成果、国际化、经营绩效……,但近年来,对于大学应重视“能否对社会做出贡献”的呼声则愈来愈高。而这也是晚近在高教圈十分被倡议的“大学社会责任”(USR,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)。
过去,大学常被外界批评“不食人间烟火”,教出来的学生出现“学用落差”。而大学社会责任(下称USR),不只是大学运用本身学术能量,协助地方解决问题,在公益的背后,更让学校、教授、学生透过发掘现实社会中的问题,提前将“学”和“用”对焦,发挥效能,利人又利己。
两大核心〉在地链接、人才培育也就是说,USR是以“在地链接”与“人才培育”为核心,将大学的学术能量从象牙塔中释放出来。让大学的技术专业,找到应用的目标,而地方也借由与大学的链结,得到资源的渠道。如此一来,一方面帮助了民众,一方面也让学生有机会理解在地,并运用所学,之后不管是借此创业、留在当地,或培育职场所需的问题解决力,都是双赢。
因此,教育部自107年度,就透过高教深耕计划的补助,开始推动“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”,串连全台114间大专校院共220个计划,让全台各地师生,眼睛从原本紧盯课本,转向凝视地方,进而让师生把学习场域移动到室外、课程转型与在地链接,让大学成为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动力。
尽管,教育部透过“高教深耕计划”补助款强力推动USR,被某些学者批评带有选举政治目的,一旦计划结束,这些USR计划案也将无以为继。然而,对此,教育部USR计划主持人、成功大学信息工程系特聘教授郭耀煌严正驳斥:“大学本来就该要和社会互动,不是为了选举!”他进而点出,教育部推USR的三大起心动念。
首先,2015年联合国提出17项“永续发展目标”,致力达成人类与地球未来的共荣蓝图。当时全球大学校长组织就提出,大学应作出相对应的贡献,世界趋势如此,台湾自是无法置身事外。
第二,台湾正面临产业转型,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轴,产、学的研究,眼光往往著眼于对接国际,加上大学在评鉴教授绩效时,也偏重在国际论文与技转,反而忽略了本土产业的问题。但随著环境变迁,产官学都需要顺应时势,与地方协力共荣。于是,学界的专业和人才,就出现了新的舞台。
第三,近年来产业不断抱怨大学教育“学用落差”,而透过USR,能让学生深入民间,了解课堂之外的现实问题,并借由与地方互动,共谋解方,并进行实证,有效缩减学用落差。
“因此,USR不是大学帮教育部善尽社会责任,是大学帮自己善尽社会责任!”郭耀煌强调,大学做好社会责任,一旦得到社会肯定,家长更愿意将子弟送进学校就读、企业愿意与之合作,“USR就是大学帮自己做品牌,受益的其实是学校本身。”
产官学与地方联手,找寻出路很多人也质疑USR“就是叫学生当免费劳力、做社区服务嘛!”中山大学企管系教授、人文创新与社会实践研究中心主任蔡敦浩不以为然:“这无异是矮化及狭隘化了USR的功能。”他认为,大学如何empower(赋能)地方,让地方不只是有外人来帮忙,而是更能慢慢产生解决自身问题的资源、人力和能量,才是USR的永续价值。
要做到这点,蔡敦浩认为需要大学、地方、政府、企业四个角色的互相合作,大学可以带领地方进行研发。
他举例,前镇曾是高雄最繁荣的市中心,经历工业化的兴起,又随著产业变迁而没落,过去大学通常只是执行文史纪录而已,但如果能够将文史纪录结合劳动价值,进而推动教育价值,突显地方特色,是否就有机会进行不一样的地方创生?
这时,再链接地方政府、在地企业,就有可能发展出教育、商业、观光等有机生命,“否则一堆大学进入地方,都是在做小旅行,但台湾有需要这么多的小旅行吗?”蔡敦浩说。
他深深以为,USR的精髓,不仅是让大学带领著地方“意识到问题”而已,更要找到解方及资源,无论是以产学、实习、社企,或是新创手段,最终都是要让地方得以自己培养人才、自营产业。
另外,近年来,许多大学的作法,是追著地方创生的热潮,重复性很高,总是“小农产品推广”“地方小旅行”。同时,这些规划往往类似学生实验作品,学生前往地方叨扰了一段时间、拿到了学分,只留下地方社区一次又一次接待的麻烦。
面对学校USR方案“撞脸”又不切实际的质疑,亚洲大学副校长、社会责任发展与实践中心主任柯慧贞认为,大学在思考USR计划时,必须先自我质问:“找出的问题真的重要吗?”“提出的解方和可能达到结果是什么?”“除学校资源外,是否有结合地方与企业资源?”“在过程中,大学的教育目标是否也达到了?”“学生的学习成果、教授的研究成果,是否更具影响力?”若每一个问题都被厘清,提出的USR计划必定更有价值。
总之,如同CSR,USR亦成为当今地球公民共同面对剧变中的世界、抵御天灾、阻绝人祸的另一起让人类增强免疫力、自我救赎的最佳良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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